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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扶贫已成为民族地区一种全新、高效的扶贫方式,科学评估民族地区旅游扶贫效益已成为该领域的研究重点。基于AHP-熵权法,遵循全面性与典型性、目标一致性及科学实用性原则等,从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生态环保及精神文化等4个效益维度构建民族地区旅游扶贫效益评估体系,进而以甘南藏族自治州为例,对各指标进行主、客观组合权重确定,并运用综合指数法实现效益综合测度,最后,从评估指标权重及效益评价得分2个角度进行系统剖析。这不仅科学衡量民族地区旅游扶贫在各方面所取得的成绩,同时也诊断出其存在的问题,并有针对性地提出优化对策建议,以进一步提高民族地区的旅游扶贫效益。
在回顾区域性整体贫困概念的基础上,具体梳理和介绍国外财政税收扶贫政策、法律制度扶贫模式、就业扶贫模式、生态扶贫模式、旅游产业扶贫模式和中国财政扶贫模式、整村推进扶贫模式、产业扶贫模式、移民搬迁扶贫模式和能力扶贫模式等的概念、特点以及产生问题,以及总结江西省集中连片特困片区践行有效的典型扶贫模式。由于各区域的资源禀赋条件、经济发展阶段不相同,因地制宜实施区域脱贫模式的侧重点也会有所差别。因此,在现有中国扶贫成效的基础上,区域扶贫模式的开发和选择应注重长效机制、适应机制和匹配机制。
我国扶贫工作的主战场在14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其中南方地区贫困人口多、贫困范围广、贫困程度深,在全国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中占比较大。南方几省在自然条件和人文环境方面存在着相似性,产业经济特征方面存在着互补性,扶贫工作也就存在着可以相互借鉴或相互协作的根基。本文分析了福建、广东、广西、贵州四省(区)的脱贫攻坚典型模式和经验,并在结合实际情况的基础上对江西省的脱贫攻坚工作给出启示,即扶贫工作重视精神力量、金融扶贫助推产业扶贫的必要性、充分利用乡村旅游资源、开展省际或地区间的对口扶贫、重视大数据在扶贫攻坚工作上的作用等。
农业保险能够降低自然风险给农业生产带来的损失,然而现有的供应链组织形式仅把农业保险作为外部补偿机制,忽略保险提供商的利润,供应链的协调效果不理想。为此,引入一种新型的供应链组织形式,将保险商、供应商、零售商作为三级的供应链系统,在期权契约和农业保险下,建立供应链整体及各组成成员的利润模型,讨论该形式下供应链的协调性,并与传统的供应链组织形式进行对比,最后通过算例进行验证。结果表明,新型供应链组织形式下各组成成员的利润分配相对均衡,供应链内部协调性得到增强。
财政支农重在投入,贵在效率。基于区域财政支农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的设计,运用AHP层次分析法对中国31个省份财政支农绩效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各省份财政支农绩效有别,存在显著的区域差异性,表现为粮食主产区>粮食主销区>粮食平衡区与中部地区>东部地区>西部地区。从长远计,只有不断缩小省份间差距,实现全国范围内财政支农绩效的整体提升,才能保证国家支农资源落到实处。提出建立健全财政支农长效机制、注重提高地方政府在财政支农过程中的话语权、针对不同区域进行差异化财政支农政策安排、加强财政支农政策的运行保障等政策建议。
以EKC分解分析、C-D生产函数以及供给反应函数为理论框架,利用2000—2013年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通过构建计量模型,在宏观视角上对测土配方施肥技术分别进行环境和经济效应评估,从众多影响因素中分离出该技术应用的贡献率,从而为深化推广该技术应用提供实证支撑。研究结果表明:测土配方施肥技术对全国总体的环境效应并不显著,但对粮食主产省具有显著贡献率。粮食主产省应用该技术后化肥施用强度降低13.5%,其中氮肥施用强度降低15.4%。同时,该技术也具有显著的经济效应,应用该技术后全国总体农业总产值平均增长7%,粮食主产省平均增长17.3%。评估结果验证该技术的实施效果,也反映出该技术目前主要应用于粮食作物。
中国作为第一人口大国,粮食安全有着根本的政治经济战略意义。应当认真定位粮食市场的决定性地位,推进全面依法治粮,通过从监管到治理的市场转型实行监管理念革新,通过全过程监管促进监管流程再造。必须制定《粮食法》,从基本法律层面规范粮食市场监管问题,通过市场准入监管、市场运行监管和市场退出监管,把粮食市场监管规范于《粮食法》的法治框架中,真正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采用异质性随机前沿模型,测算农村电力、公路、灌溉三大基础设施对中国农业技术效率的影响及其不确定性。研究结果表明:(1)中国农业生产技术效率仅为0.35,生产效率仍有巨大的优化空间;(2)农村三大基础设施对技术无效率都有显著缓解作用,但也增加了技术效率的不确定性,且作用效果呈现农村公路设施>农村电力设施>农村灌溉设施的排序;(3)公路设施加剧地区技术效率的不确定性,降低了东、中部技术效率,但对西部技术效率有促进作用。农村电力设施对地区技术效率不确定性有反向作用,仅改善了中部地区的技术效率。灌溉设施对东部技术效率的改善作用不明显,中部地区由于公共物品特性导致技术效率下降,但显著提升了西部地区技术效率。基础设施对各地区技术效率不确定性作用方向一致,都为强化效果。
在界定农业生产性服务业业务范围的基础上,提出三类供给模式,即内生需求诱致模式——农业内部的分业分工衍生出的各种农业生产性服务供给形式;外部植入引领模式——涉农经济组织或平台以农业生产性服务业为抓手将现代要素引入农业,提高农业产业化经营水平;政府保障扶持模式:以政策、经费保障或特惠支持方式强化公益性农业生产性服务供给,带动经营性生产性服务业务发展。发展农业生产性服务业,有助于破解农业生产经营难题,加速创新要素向农业融合渗透,构建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产业通道,配合推动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将成为加快农业发展方式转变的引领支撑。未来要廓清产业前景认识、完善产业发展环境,优化服务主体结构、提高协同供给效率,服务农业发展大局、健全服务产业体系,大力支持加快发展农业生产性服务业。
基于1 500户江西鄱阳湖经济区实地调查数据,建立结构方程模型实证分析农户新能源技术应用意愿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行为态度(环境态度、利他主义)、主观规范(社会规则、群体作用)、知觉行为控制(知识常识、技术能力)等三类六项潜在变量会对农户应用意愿产生显著影响。同时,多数农户虽具有环保意识,但受经济条件、生活习惯、人文环境及知识技术储备等因素影响,对于新能源技术仍存在较低的应用意愿。因此,政府应致力于降低农户能源消费心理成本,提高其环保低碳心理意识,引导组织创造和谐共进、互利共赢的社会氛围,以推动农村新能源技术普及应用。
基于农户的调查数据,用独立性T检验描述性分析农户退出选择偏好差异性,并采用Logit模型对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显示,受访者农民性别、家庭规模、家庭年总收入、农户脱离农业程度、家庭供养系数以及宅基地政策了解度等因素对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具有显著的影响,是影响其退出意愿的主要因素。针对该结果提出建立城乡一体的社会保障体系以弱化土地保障作用、建立满足不同类型农户需求的多元化宅基地退出机制、建立合理的补偿标准及有偿使用制度等政策建议。
基于广东省2005—2014年的森林自然灾害与森林蓄积量的统计数据,利用相关分析与灰色关联度分析探讨自然灾害对森林碳汇量的影响。结果表明:森林碳汇总量呈现增加的趋势,由2005年的4.39亿t碳增加到2014年的6.49亿t碳。森林自然灾害总面积呈逐年下降的趋势,由2005年的74万hm~2下降到2014年的36.1万hm~2。自然灾害总面积、虫害面积与森林碳汇总量表现出高度的负相关关系。3种不同自然灾害与森林碳汇量的关联度在趋势上存在差异,与火灾的关联度最大(0.602),与虫害的关联度最小(0.514)。
规模化饲养方式是提高畜牧产品产量,提升质量,改善农户生产经济效率的重要途径。本文根据内蒙古巴彦淖尔市肉羊养殖户调查数据,采用随机前沿函数模型分析养殖户肉羊生产的技术效率与配置效率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样本户生产的平均技术效率与平均配置效率分别为0.919与0.6655;样本户家庭成员中是否有从事畜牧相关工作人员、规模、羊场所处位置、饲养方式、接受过培训状况以及饲养品种是否单一对经济效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发展专业化适度规模养殖、加大对培训力度、规范合作社发展、强化屠宰加工企业监管是未来提升生产经济效率重要途径。
探索苏东沿海地区农村发展新模式,统筹城乡规划,拓宽农民创收渠道,建设创新驱动、内生增长的经济内涵集约式发展之路。优化大学生村官在新农村建设中的作用和效能,健全完善村民自治制度,扩大农村基层民主,强化农村村民自治制度的政治实践。推进苏东沿海地区城镇化建设,发展地区县城和中心城镇,加强地区实事惠民、精准扶贫的开发实施力度,培育农业龙头企业,促其产业化。用科学发展理念引领地区农村生态环境治理,促进环境物权生态化发展理念的推展,加强环境生态化建设和治理。增大对农村教育资源投入,加大人才引进力度,优化人才激励机制,依托高校科研院所等智力机构,建设新型的地区三农发展和治理智库,建立地区政、产、学、研协同一体化的组织机制,建设以农为本的服务型政府,为推动城市治理现代化和提升地区文化软实力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
以江西省为研究区域,从人口、经济、土地、生活方式等4个方面构建综合城市化水平指标体系,利用主成分分析确定各指标权重,最终得出江西省91个县市的综合城市化水平,对综合城市化水平进行空间自相关及其增长率分析,结果发现:(1)2000—2005年江西省人口、经济、生活方式城市化出现明显增加,而土地城市化出现负向增长;2006—2010年江西省人口、经济、生活方式城市化出现收敛趋势,土地城市化的负向增长形势有所改善;(2)江西省综合城市化水平地区间的空间关联性不明显,高水平地区并未发挥正向溢出作用;(3)2000—2005年,江西省综合城市化水平并未出现明显增长;2006—2010年,全省综合城市化水平出现大面积增加。建议城市化水平较高的地区能够加大对周围地区的正向溢出,增加辐射范围,而其他地区应当以各自地级市为中心,积极响应政策措施,结合自身特点努力提高城市化水平。
传统文化遗产在社会转型时期的剧烈冲击下面临着保护、传承与发展的巨大危机,在传统乡土社会基本结构瓦解的情境下,传统文化遗产的保护是新时期的重要任务。虽然国家、社会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高度重视,但非物质文化遗产仍然面临消失的巨大危机,其制度上的原因在于文化精英名录制度及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制度存在着诸多现实问题。乡土社会的文化精英作为非物质文化传承的主要群体长期被忽略,这成为文化遗产保护的隐忧。只有不断恢复良好的文化生态环境,健全非物质文化保护制度的若干配套设施,在内生动力层面培育乡村本土的文化精英,围绕文化精英不断提高乡村向心力,修复其在乡土社会传播文化、引领价值的功能,重塑民间文化精英再生机制,方能真正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推向可持续发展的传承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