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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2 889个样本农户的调查数据,考察农户对基层治理的满意程度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农民的基层治理满意度受公共物品供给评价、是否村干部和家庭收入阶层的影响。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不同收入水平农户对基层治理的满意程度和影响因素存在显著差异。因此,地方政府和村干部应该首先满足大部分农户都关注的重大问题;其次,注意将公共物品多向贫困农户倾斜,提高扶贫政策的力度;再次,提升乡村教育建设问题,改变一般农户对教育的轻视态度;最后,提高农户对乡村生态环境重要性的认识,让村庄环境成为衡量乡村治理的重要方面。
在阐述新型城镇发展内涵的基础上,构建新型城镇化和区域可持续发展的评价指标体系和耦合协调度模型,对辽宁省2000—2013年新型城镇化与区域可持续发展的耦合协调度进行实证研究。运用计量分析方法对辽宁省新型城镇化与区域可持续发展的耦合机理进行动态计量分析。结果表明:影响辽宁省新型城镇化与区域可持续发展耦合协调的主要原因是辽宁省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不平衡;辽宁省新型城镇化与区域可持续发展的耦合协调度由2000年的0.284 2增长至2013年的0.574 5,平均年增长率为5.56%,总体上呈现上升趋势,耦合协调过程跨越失调阶段和过渡阶段2个区间,经历中度失调—勉强耦合—初级耦合3个阶段;辽宁省新型城镇化对区域可持续发展的协调系数为0.982 0;未来一段时间辽宁省新型城镇化和区域可持续发展之间的耦合协调度将继续保持稳步提升的趋势,协调过程将从过渡阶段变为耦合协调阶段,并在2019年实现良性互动和协调发展。
近几年来我国的城镇化发展较快,但所暴露的诸多问题及不断积累的风险也不容忽视。土地城镇化过快、农民工市民化迟滞、城市病严重是目前我国城镇化中所暴露的三大主要问题,且其潜在的经济、社会和生态风险也在不断扩大,这些问题及风险对国家新型城镇化战略的顺利实施带来了异常严峻的挑战。就以上问题及成因进行较为深入的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绩效问题是合作社持续发展的重要问题。以陕西省7个苹果重点生产县的131个苹果专业合作社成员的实地调研数据为基础,从社员异质性角度出发,对比社员合作社事务的参与程度及其对合作社运营情况的了解程度,构建有序Logit模型,分析社员对其所在合作社绩效评估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较弱的盈利能力是制约合作社发展的重要因素。建议合作社从均衡合作社利润分配方式、增大运营透明度、重视普通社员的需求等方面入手提高合作社运营绩效。
通过双边随机边界模型对异质性农户的议价能力进行测度,并且分析农户议价能力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1)农户的议价能力弱于农产品收购商的议价能力,农产品最终的成交价格将低于信息对称条件下的基准价格,并且低于基准价格7.00%;(2)农户议价能力具有较强的差异性。少部分农户在议价过程中占据优势,大部分农户在议价过程中占据劣势;(3)参与合作社的农户,家庭受教育年限总和较大的农户、通过相关设备获取农业信息的农户其议价能力都强于相应的对照组农户。最后提出提高农户议价能力,确保农户自主增收的相关政策性建议。
集体林权制度主体改革完成之后,小规模林农成为林业生产要素的重要经营主体。为解决林地经营主体细碎化与林业适度规模经营的矛盾,林权交易市场应运而生。对浙江省杭州、临安、温州、龙泉、遂昌、安吉等地400户小规模林农的调研发现,大多数小规模林农选择私下交易,而没有参与林权交易市场的场内交易。经分析发现,场内交易确实降低了交易中的搜寻成本、谈判成本和执行成本,即交易成本并不是影响小规模林农场内交易的主要原因。经进一步计量分析发现,林地流转面积、林农是否知道林权交易中心对小规模林农选择林权交易方式影响显著;而家庭收入、林业收入占比、农户个人特征等其他因素对小规模林农交易方式无显著影响。林农对林权交易市场的认知度不高是未参与场内交易的主要原因。最后,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提出相应的政策启示。
采用OLS模型和工具变量法,结合我国5省754家生猪养殖户(场)的调查数据,实证分析生猪养殖户健康养殖行为以及垂直协作的现状,并从猪舍设计、苗猪繁育、饲料管理、医疗防疫和粪便处理5个关键环节考察垂直协作对养猪者健康养殖行为的影响。结果表明:在纠正内生性之后,养猪户加入紧密型垂直协作模式,在猪舍设计方面会更加科学,在饲料管理环节抗生素药用添加剂的使用概率显著降低;在苗猪繁育、医疗防疫和粪便处理环节,加入紧密型垂直协作模式对养猪户健康养殖水平的提升影响并不明显。垂直协作模式对于养猪户的健康养殖行为存在显著影响,但具体到健康养殖的各关键环节,影响程度和影响方向存在明显差异。
基于辽宁省农民工2014年抽样调查数据,利用改进的Brown分解对性别歧视、行业间隔与农民工性别工资差异的关系进行考察。研究发现,农民工的性别工资差异主要是由性别歧视所造成,且通常体现在行业内的歧视效应上;行业间隔在农民工性别工资差异上的作用较小。由此,消除行业内同工不同酬的性别歧视是解决当前农民工性别工资差异的关键所在。
城市化过程中,农民转化为市民不仅涉及表象的地理环境转变,而且涉及深层次的文化伦理转变。由于文化堕距的存在,农民的市民化需要一个公共伦理调适过程。根据以时间为轴建立的新市民公共伦理调适模型,农民转化为市民有表象城市化和本质城市化两个节点,并将人的城市化(公共伦理维度)进程划分为3个阶段,按时间递进顺序描述为传统伦理社会期——公共伦理调适期——现代良序社会期。其中在公共伦理调适期,从敬畏之心的当代意义视角,新市民存在环境戒惕和敬畏缺失的阶段性状态。
利用鄱阳湖区农户微观调查数据,运用Oprobit模型实证分析信息来源对农户湿地功能认知水平及保护态度的影响。研究表明:报纸电视、亲戚朋友是农户获取湿地生态功能信息的主要来源渠道。不同信息来源对农户湿地功能认知及湿地保护态度的影响效应存在一定差异,其中,来自报纸电视的信息对农户湿地生态功能认知水平有重要影响;来自亲戚朋友的信息有利于提高农户湿地生态功能的认知、湿地保护意愿和退耕还湿意愿;来自政府宣传的信息是影响农户湿地功能认知水平、湿地保护意愿以及补偿政策接受意愿的重要因素;来自技术培训的信息对促进农户湿地生态功能认知水平和湿地保护意愿有积极影响;而来自保护区宣传的信息有利于提高农户对湿地功能认知水平和湿地保护意愿。
利用鄱阳湖区900个农民样本的调查资料,通过实证研究鄱阳湖区农民气候变化认知的影响因素及适应性措施的选择。结果表明,受教育程度、社会网络、是否为村干部对湖区农民气候变化的认知有显著影响;气候变化认知对农民工程类措施、节水措施及非工程类措施的选择均有显著影响;而受教育程度、是否为村干部及社会网络会显著影响农民工程类措施的选择,但对节水措施和非工程类措施选择的影响不显著;务农年限会显著影响节水措施及非工程类措施的选择,但对工程类措施选择的影响不显著。
四川省X村是水稻强化栽培体系(简称SRI)的主要试点村之一,根据该村232份农户问卷数据,运用Binary Logistic回归分析建立模型,从人力资本情况、家庭农业经营情况、家庭外出务工情况和农业生态环保技术情况等4个方面研究生态文明视阈下影响农业生态环保技术推广的反嵌入因素与对策。结果表明:家庭农业劳动人数、技术指导学习情况和水稻产量提高情况等3个因素对农业生态环保技术的嵌入效果正向影响显著;年龄、家庭水稻种植面积、家庭外出务工人数、家庭外出务工收入满意度、技术要求复杂程度和生产成本增加情况等6个因素对农业生态环保技术的嵌入效果负向影响显著;性别、文化程度和农业机械化水平等3个因素对农业生态环保技术的嵌入效果影响不显著。
以湖北恩施地区为个案,从美食特性、食品安全、硬件设施、服务质量、互动体验和价格水平等6个维度对游客美食体验感知进行调查研究。在问卷调查的基础上,采用IPA模型和IPA指数综合分析,比较游客在各因子期望(重要性)和实际感知(表现性)的差异,明确各因子在旅游美食营销中的优势和劣势。结果表明,游客对恩施美食特性的满意度较高;但对卫生状况、原材料新鲜度和美食购物活动的整体评价较低;用餐环境、公共设施、美食互动活动、烹饪表演活动的实际表现和游客期望值差距较大,这是提高游客美食体验满意度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通过实证分析,得出恩施旅游美食营销的重点及优先顺序,为进一步加强少数民族地方美食旅游资源开发和利用提供科学依据。
差别化土地管理能够实现土地精细化、有效性、针对性管理,已成为国土管理的重要选择。运用数据包络分析法(DEA)测度武汉城市圈县级单元土地利用效率,分析城市圈土地利用效率及其影响因素的空间差异性,并基于效率差异构建差别化土地管理模式。结果表明:武汉城市圈土地利用DEA有效性为0.595,城市圈土地利用方式和土地管理模式等存在问题、要素投入不均衡、土地利用效率有待提高;武汉城市圈各县区土地利用效率及其影响因素具有明显的空间差异性,按照差异性可将城市圈划分为高效集约区、中效冗余区、中效发展区和低效粗放区4种类型区。因此在土地利用分区的基础上实施差别化土地管理措施,是构建差别化土地管理模式的有效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