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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2月25日中央农村工作会议首次提出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2016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又进一步提出了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成为当下三农领域的高频词。如何全面理解和正确把握农业供给侧改革的政策含义?面对现代农业发展中的深层矛盾和问题,如何用发展新理念、破解三农新难题,在农业转方式、调结构上有所作为,为建设现代农业强省提供决策支持。本刊编辑部参与江西现代农业及其优势产业可持续发展的决策支持协同创新中心组织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江西现代农业发展学术研讨会。会议邀请到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秘书长程国强研究员、华南农业大学教育部长江学者罗必良教授、中国农业大学何秀荣教授等国内知名专家以及省社科院、省农业厅、江西农大等单位专家以及职业农民代表共同探讨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话题。程国强、罗必良、何秀荣三位学者也是本刊的特邀编委,应邀出席会议,并作作了主题演讲。现把三位学者的演讲内容加以整理,以飨读者。
2004年以来,农民收入经历了十二连快的奇迹,主要来自农业在国民收入分配中地位提高后带来的连锁效应。在农民收入分配中,不平等现象仍然比较严重,要高度关注低收入群体。十三五期间,要保证农民收入继续连快和翻番,必须通过国民收入再分配给农民更多的利益,加大改革力度,向改革要收入。
2012年以来,我国苹果汁出口持续、快速下滑。在此背景下,选择我国苹果汁出口第一大国作为研究对象。在了解中美苹果汁贸易特征的基础上,利用Rotterdam模型,研究分析美国对中国苹果汁的进口需求状况,探求中国苹果汁出口贸易波动的原因。实证发现,由于我国出口苹果汁富有支出弹性,出口量受进口国需求状况影响较大,故在进口国经济不景气、消费习惯转变、需求下降的背景下,我国苹果汁出口将出现迅速下滑;此外,在当前其他苹果汁出口国出口价格的变化趋势下,我国出口苹果汁替代品的竞争作用更显著,从而导致我国苹果汁出口受影响产生小幅下滑;我国苹果汁出口价格对出口量影响则不显著。
当前农户生产行为变化的相关研究多数假定是基于自身资源禀赋特征的独立决策反映,忽略了农业生产活动所客观存在的决策外部性的影响。通过阐述农户决策外部性的产生机理,并将这一因素纳入农户生产决策模型,分析农户稻作制度选择与种植业结构调整之间的关系,以及对农户水稻生产决策的独立性进行假说检验。研究结果表明,农户稻作制度选择与种植业结构调整之间的负向关系显著;受到自身资源禀赋、稻作净收益水平、传统种植习惯和相关联的种植业结构调整的直接影响,以及村庄农业生产活动外部性影响,农户稻作制度选择决策表现出明显的非独立性。将来地方政府和多种生产经营主体引导和执行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可立足于农户和村庄的双重视角,既考虑新型农业生产活动或行为对农户的实际经济收益和资源配置的影响,还可以通过优先支持示范户等形式发挥和利用村庄生产活动外部性的影响力。
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新形势下农民收入贡献来源有待挖掘。在农业现代化发展背景下,要解决我国农业劳动生产率低下的问题,促进农民收入增长,农业规模经营是必经之路。从农户家庭经济资源配置的角度,使农业规模经营和劳动力资源配置两条路径双管齐下,分析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关键因素。基于江西、广东1 134份农户的调查数据,构建多元有序回归模型,剖析赣、粤的区域差异;另外,将农户家庭分为务农、兼业、务工3种类型,探索其收入增长来源的异同。同时,考虑农民收入结构和地区虚拟变量的影响,从土地和劳动力资源配置的市场化参与程度,来探讨农民收入增长的新路径,以期从农地制度、经营制度、产权制度方面促进农民收入增长。
基于江西省307份入户调查数据,运用处理效应模型克服农户参与用水协会的选择性偏差问题,分析用水协会对农户家庭收入的影响。实证研究发现:第一,用水协会能显著增加农户家庭总收入、农业收入和非农收入。参与用水协会的农户家庭总收入、农业收入和非农收入显著高于未参与用水协会农户的家庭总收入、农业收入和非农收入。第二,校正了选择性偏差后,用水协会对农户家庭收入的促进作用更大。第三,家庭劳动力数量、经营规模对农户家庭总收入、农业收入和非农收入均有显著影响,其他因素的影响存在差异。
多重制度逻辑理论为分析农村金融问题提供了一种新的方法。我国社会运行体系中存在法律制度、行政机制和民众习惯三种相互交织的制度逻辑,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共同影响着社会运行。主导社会规则的法律制度、行政机制的运行逻辑,并不会为地方官员努力寻求农村金融运行有效化提供动力。寻求法律制度、行政机制和民众习惯的良性互动将是努力的方向,鼓励民众积极参与、合作化是目前治理农村金融问题的可能路径。
立足于创业农户,基于英国国际发展部(DFID)提出的可持续生计框架,构建包括自然资本、心理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物质资本、金融资本的六维度创业资本衡量指标体系,依据陕、甘、豫、鲁四省578份调查数据,运用有序Logistic模型实证研究创业资本对农户创业绩效的影响。结果表明:创业者创业自我效能感、创业乐观态度、家庭劳动力数量、与信用社的信用关系、购买交通工具支出、家庭经营性收入、区域内正规金融机构数目对创业绩效的影响显著为正;主要劳动力外出打工时间、实际获得贷款资金对创业绩效的影响显著为负;而耕地面积、创业者受教育程度、医疗保险花费、家人及亲友中是否有村委会成员、人情礼节支出、生产性固定资产、是否有电脑、房屋产权抵押贷款对创业绩效的影响不显著。
根据生态脆弱的经济贫困地区特点,从林农视角运用DEA-Tobit模型研究经济林生态经济效率及其影响因素。首先,运用DEA模型对赣南原中央苏区林农经营经济林的生态经济效率进行测算,并分析效率特性。研究表明,赣南原中央苏区经济林资源利用与生态保护的协调程度较低;经济林生态学方面的技术人才缺乏,技术创新能力有待提高;经济林生态规模不够,未实现生态规模经济效应。然后,以测算出的生态经济效率值作为被解释变量的数据,运用Tobit模型找出影响生态经济效率的关键因素,并对其作用机理进行了分析。研究表明,按影响程度从大到小的顺序,经济林生态经济效率的主要影响因素依次为:经济林单产(正向)、林地细碎度(负向)、化肥农药使用量(负向)、政策知晓度(正向)、经营集约度(正向)。而性别、年龄、受教育年限、家庭劳动力、家庭总收入、专业合作度、经济林产品畅销度对生态经济效率没有显著影响。最后,根据以上研究成果,分别从技术、经营、管理、制度等方面提出改进经济林生态经济效率的对策建议。
在回顾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农业生产者的社会关系网络、信息能力和经营绩效之间的假设模型,并应用江苏、安徽、河南、四川、云南5省10县区332家生猪规模养殖场的问卷调查数据对此进行验证。结果发现:生猪规模养殖场的关系结构、关系价值以及关系认知对信息能力均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生猪规模养殖场的信息能力在关系结构和经营绩效、关系认知和经营绩效之间起到了中介桥梁作用;生猪规模养殖场的关系价值不仅直接影响经营绩效,还通过信息能力间接影响经营绩效。因此,农业生产者应充分重视社会关系网络,提升信息获取、整合和利用的能力,以提高自身的经营绩效。
运用DEA和Malmquist指数方法,测算2009—2013年中国29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大规模生猪养殖生产效率,利用β收敛方法探究大规模生猪养殖生产效率的变动趋势。研究发现:整个样本期间中国大规模生猪养殖的全要素生产率表现出增长的趋势,年均增长率为0.5%,技术进步是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主要动力。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大规模生猪养殖全要素生产率呈现出缩小的趋势,存在着绝对β收敛和条件β收敛。
伴随着城镇化的发展和人口老龄化速度的加快,农村空心化的现象不断加剧。以家庭为单位的传统养老模式已经不能有效回应当下农村日益严峻的养老问题,互助养老作为一种新的养老方式开始付诸实践。研究显示:农村地区的熟人社会、独特的经济方式以及传统乡土文化为互助养老实践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农村老年人的基本需要是互助养老实践的出发点,各主体之间的互惠是维持互助养老模式的重要机制。
媒体对人们的认知及行为发展有着潜在而深远的影响。作为从乡村走向城市的群体,中国农民工在融入城市的进程中越来越深刻地受到大众传媒的影响,传媒性影响越来越浸润到农民工生活的方方面面。通过对江西、广东等客家聚集区481份农民工调研问卷数据分析,发现大众传媒接触度对农民工品牌产品购买意向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其中炫耀性倾向起着显著的调节作用。即炫耀性倾向与大众传媒的影响有交互作用(显著):大众传媒对于炫耀性倾向高的消费者影响更大,大众传媒提高了炫耀性倾向高的消费者对品牌产品的购买意向;而大众传媒对于炫耀性倾向低的消费者来说影响较小。分代际差异结果显示,大众传媒接触度对老生代农民工炫耀性倾向、品牌产品购买意向影响不显著,对新生代农民工则表现出显著的正向影响。
湿地保护和恢复是京津冀一体化中扩大环境容量生态空间和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公众湿地认知是促进湿地制度政策完善、湿地保护与可持续利用的社会基础。城市居民通常是湿地生态系统服务的受益者,其对湿地的认知决定了湿地保护态度、行为以及从湿地中获取的效益。基于结构式问卷调查北京城区、近郊居民和非本市常住居民,并采用交叉表和卡方检验方法对比分析3组居民湿地基本常识认知度、湿地保护态度和行为。结果发现,3组居民对湿地深层次专业知识的认知度普遍较低,对部分湿地基本常识认知具有显著差异;3组居民对湿地保护态度具有较高的一致性,城区居民愿意保护湿地的人数最多,但仅有14%的居民知道《北京湿地保护条例》正式颁布实施、5%的居民参加过观鸟活动;与2014年相比,北京市居民湿地保护认知度有所上升。因此,应加强对公民的湿地知识宣传,提高居民湿地保护意识,建立湿地利用的奖惩机制,鼓励全社会参与湿地保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