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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背景下,农户规模的逐步扩大成为必然趋势,规模的改变如何影响农民的生产行为值得关注。基于山东省蔬菜产区837份农户问卷,运用Probit模型综合分析农户规模、政府抽检对农户违规施药行为的影响。研究表明:生产规模与政府因素对农户安全生产行为的单独影响并不确定,而规模的增加与政府介入的结合可显著改善农户生产行为。
采用河南省粮食主产区H县350个样本农户的调查数据研究农业规模经营对农户化肥投入水平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耕地面积的扩大降低了样本农户在单位面积耕地的化肥投入水平,但参加分散经营的农民合作社却提高了样本农户在单位面积耕地的化肥投入水平。这揭示出当前我国农村不同形式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对农户在单位面积耕地化肥投入水平的影响并不一致,以统一生产为基础的规模化经营更有利于降低农户的化肥投入水平。进一步的分析表明,上述结论仅在与县城距离较近的农户样本中成立。在此基础上提出如下建议:一是鼓励农户通过土地流转实现农业适度规模经营;二要鼓励农民合作社内部更高程度的统一生产经营;三要加强县域偏远农村地区的农业施肥新技术推广。
农村社会的信任格局形塑了要素交易的人格化特征,政府介入则使之逐渐非人格化。为剖析该转变的内在逻辑,利用江西和辽宁两省的转出户调查数据,分析了农村土地交易差序格局的形成及政府主导对其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信任差序格局内嵌于农地要素的配置方式,政府主导有助于促进交易的非人格化。经验结果表明:第一,信任水平与交易对象正向匹配,交易外生性的提高则降低了信任的交易匹配效力;第二,政府主导土地流转提高了交易的外生性,但仍受限于信任的内生匹配作用;第三,外生性交易有助于显化土地流转的价格和契约的规范性,政府主导强化了该效应。为此,需着力破除城乡互动壁垒,拓宽农村社会网络边际和提高要素的流动性;发挥政府在农地租赁市场中的规范构建、平台搭建及规则维护等职能,同时约束政府的公共理性和寻租行为,协调市场主导和政府引导的双重机制。
利用江苏省农户微观调查数据,采用计量模型实证检验健康对农村家庭非农劳动供给的影响。结果表明,劳动力健康状况变化对家庭劳动时间分配具有显著影响,不仅劳动力自身健康状况对非农劳动供给产生影响,家庭其他成员的健康状况也会影响非农劳动供给。农户自身认定健康情况越好,选择参与非农劳动的概率越大,非农劳动参与天数也会越多。家庭不健康劳动力越多,已参与非农劳动的劳动参与时间会减少。增加农村地区的公共医疗资源和社会福利养老机构,改善家庭护理水平和农村健康状况有利于农户的非农劳动供给。
采用农户抽样调查数据,分析劳动力外出务工对不同区域(东部、中部和西部)粮食生产商品化的影响。研究表明,劳动力外出本省务工、外省务工对农户粮食生产半商品化的影响表现出明显的地区差异:劳动力在本省务工、外省务工对西部农户粮食生产半商品化有显著负的影响,对东部和中部农户粮食生产半商品化的影响不显著;打工收入占农户收入的比值、兼业劳动力占农户劳动力的比值都对东部农户粮食生产半商品化有显著负的影响;劳动力外出务工收入对农户粮食生产完全商品化的影响存在区域差别:劳动力外出务工收入在家庭收入中所占比重对西部农户粮食生产完全商品化有显著负的影响,东部和中部劳动力外出务工不会对农户粮食生产完全商品化产生影响。研究还发现,不论是在东部地区,还是在中部和西部地区,人均实际耕地面积对农户粮食生产完全商品化有重要影响。
采用2010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和2009年珠三角城市农民工调查数据,运用反事实分析方法对未外出务工农民和外出务工农民工收入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外出务工行为确实具有收入增加效应,由于样本选择性偏误的存在,传统的OLS回归分析方法低估了这种收入增加效应;另外,外出务工对不同外出务工倾向性者的收入增加效应具有强弱区别,其中,收入增加效应最强的是外出务工倾向性最高者,其次却是外出务工倾向性最低者。此研究结论与现时存在的民工荒现象说明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对解释现时中国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决策问题更具有现实意义,中国的农村劳动力城乡流动问题更需要从社会制度视角,综合社会、家庭和个人等方面的因素进行分析。
以2012年、2015年陕西、云南、贵州3省6县实地调研数据为基础,运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多元Logit回归等分析方法,分析冲击对农户食物安全的静态和动态影响,试图回答哪些冲击对农户食物安全有影响,有怎样的影响,对哪些农户影响较大。研究结果表明:样本农户遭受的冲击对其食物安全有显著负向影响,其中暴雨洪涝灾害对食物安全影响最显著。冲击对贫困程度较高的农户影响较大,它会提高农户脱离食物不安全状况的难度,增加食物安全户陷入食物不安全的风险。据此,提出完善灾害冲击应急保障机制、加强农业保险实施强度、提高社会保障能力、提升农户冲击应对能力等建议。
根据344个家庭农场从业人员的调查结果表明,家庭农场对质量安全行为的认知能力不高,但对农产品安全质量的保障已引起重视。通过采用ML-Binary Probit模型实证分析表明,年龄、文化程度、从事农业生产时间、从业人数等因素对家庭农场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有显著正向性影响。提出了提高农场主的总体素质、推进家庭农场安全生产培训、严格把控农药购入渠道和完善农产品监督体制等相关建议。
生计资本是职工家庭生计策略选择的基础,林下经济产业作为国有林区停伐后职工家庭的主要生计策略选择之一,探讨生计资本差异对职工家庭参与林下经济产业发展意愿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依托英国国际发展部开发的可持续生计框架,结合内蒙古国有林区实地调查数据,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实证分析生计资本差异对职工家庭参与林下经济产业发展意愿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生计资本对职工家庭参与林下经济产业发展意愿具有显著影响,其中,自然资本对参与发展林下经济产业的意愿具有正向显著作用(路径系数为0.086),高于社会资本作用(路径系数为0.037);金融资本对参与发展林下经济产业具有负向显著作用(路径系数为-1.250),低于人力资本作用(路径系数为-0.131);物质资本对参与发展林下经济产业意愿具有正向作用,但其不显著,可见生计资本的差异会直接导致参与林下经济产业发展的意愿。因此,政府应从职工家庭的不同诉求出发,制定相应的扶持政策,促进职工群众就业,促进林下经济产业发展,进而促进停伐后国有林区经济社会的稳定发展。
基于439户居民调查数据,采用支付卡式(PC)条件价值评估法(CVM)和Heckman两阶段模型,对赣江流域南昌段居民生态补偿支付意愿与水平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72.44%的被调查居民对赣江流域具有生态补偿支付意愿,南昌市居民年平均支付意愿值约为222.96元;被调查居民的性别、受教育情况、工作性质、居住位置、价值认同、水质情况和水量情况与支付意愿呈显著相关关系,被调查居民的家庭年均可支配收入、水质情况和水量情况与支付水平呈显著相关关系。
梳理国内与国外关于生态公益林补偿的研究成果,分别从生态公益林补偿政策实施的原因及必要性、生态公益林补偿对象、补偿标准、补偿机制以及生态公益林补偿政策对于相关利益主体意愿行为的影响等方面进行文献回顾。从现有文献来看,学界对于生态公益林补偿的涵义、补偿的理论基础与必要性方面都没有太大的分歧,学界更多关注的是补偿标准与补偿机制这方面,如何制定合适的补偿标准以及量化补偿指标成为学界讨论的重点。最后认为,研究的方向应该是:林农响应生态公益林补偿政策意愿、补偿政策对林农收入的影响、补偿政策对林农林业生产效率影响以及林农需求的生态公益林补偿政策优先序等会是下一步重点研究的方向。
气象灾害的发生会给农户造成重大损失,政府相关部门和机构在灾害发生时会给农户提供抗灾政策支持,农户对抗灾政策的满意度直接影响到抗灾政策的有效实施。选取鄱阳湖地区592个农户的实地调研数据,运用有序Probit模型分析农户对政府抗灾政策的满意度及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在户主特征、家庭特征和外部因素三类因素中,户主特征中的户主性别、务农年数、是否从事非农工作,家庭特征中的家庭人口数、家庭人员中是否有村干部,外部因素中的获取灾害信息的手段、给予灾害措施的机构以及灾害发生时是否得到资金补贴、技术指导和物质补贴等因素对农户满意度会产生显著影响;户主年龄、受教育程度和家庭户口类型对农户满意度的影响不显著。
运用分位数回归和全面FGLS方法对2005年至2014年江苏省旅游业发展,农民增收和农民就业的关系展开研究。研究表明:就全省而言,旅游业对农民增收的传导路径由产业推动型向城镇化推动型转变。旅游业发展对其他三产行业农民就业具有正向的溢出效应。就区域差异而言,苏北地区旅游业发展对农民就业具有直接的促进作用,但三产基础薄弱是限制农民增收和就业的最大障碍。苏中地区旅游业可以通过加速城镇化进程,提高三产人员占比拉带动农民就业。苏南地区旅游业发展对农民增收和就业均产生积极的作用,但造成从业农民收入分配的不平衡。加之旅游业相对优势不明显,旅游业引导下的城镇化对农民就业的促进作用仍然微弱。
以我国5省10县1 000户农户调研数据为基础,分析农民政治参与态度-行为逻辑关系的形成和转变状况,发现农民及其异质群体政治参与态度与行为之间呈低度相关,皮尔逊相关系数均未超过0.35,各群体中政治参与态度与行为自洽的人数占比集中在50%左右且两极分化,相差近1倍。研究表明,大多数农民异质群体表现出的政治参与态度均不完全决定或难以直接、精准预测其实际行为;尽管如此,除贫困与非贫困农民外,男性、汉族和东部农民政治参与态度的行为可预测性依序显著高于女性、少数民族以及中西部农民;总体上,农民政治参与态度与行为自洽、混沌或背离的概率主要受个体特征、经济因素、环境因素和主观因素等多方面影响且存在区域、群体性差异,但更多取决于知悉政治活动时间、村干部或村民代表身份、就业地点以及误工补贴。
我国于2016年9月6日正式成为《< 生物多样性公约>关于获取遗传资源和公正公平分享其利用所产生惠益的名古屋议定书》缔约方。议定书在《生物多样性公约》基础上,制定了一个遗传资源及相关传统知识获取与惠益分享的国际制度框架,从遗传资源获取、惠益分享、监测利用等多方面规定了缔约方的履约义务。我国遗传资源十分丰富,但当前本底数据不清、生物科技水平相对落后、法律法规体系存在漏洞、后续谈判研究不足,是我国履约面临的巨大挑战。因此,我国应加强基础研究,增强开发利用能力,加快国内获取与惠益分享立法,积极开展后续谈判研究。同时,农业遗传资源的获取和利用也将受到较大影响,未来针对农业遗传资源的获取、利用和惠益分享活动都将纳入法制轨道,可谓机遇和挑战并存。
以稻、粟、大豆为中心的中国原产粮食作物,不单奠定了中华文明的基础,围绕谷物生产诞生的物质、精神文化,也通过不同的扩散方式进而影响旧大陆的其他国家乃至新大陆,陆海丝绸之路是所有扩散方式的渠道。它们走向世界早晚各有差异,在本土化改造之后最终融入域外的地方社会,然而无一例外地保存中华农耕文化的影子,共同交织建构中国本土谷物的全球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