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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也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关键约束。基于对我国新时期发展阶段转变与攻关期的时代特征的科学研判,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实施乡村振兴战略。2017年12月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在全面分析三农工作面临形势和任务的基础上,围绕乡村振兴战略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进行了七个方面的重大部署,明晰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总纲领和路线图,为新时期三农工作尤其是农业农村如何优先发展提供了根本依循。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基于对当前社会发展中最大的发展不平衡是城乡发展不平衡,最大的发展不充分是农村发展不充分的主要矛盾判断;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着力于提高农村农业发展新动能发掘和民生改善,让广大农民获得感提升;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侧重于通过持续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强化环境保障,努力实现不均衡发展过程中的结果均衡。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涉及城乡协调、区际交互、产业关联、文化冲突、秩序重构等多重内涵,是涵盖社会治理、产业发展和乡村文明等多维领域的全面进步和全面振兴,需要各利益相关者在乡村振兴战略发展政策顶层设计、转变发展理念、高效配置生产要素、优化经济结构以及转换经济增长动力等方面开展符合乡村发展规律的理论阐释与实践探索。藉此,江西农业大学与北京大学中国农业政策研究中心主办,江西农业大学科技处、经济管理学院、《农林经济管理学报》编辑部、江西现代农业及其优势产业可持续发展的决策支持协同创新中心携手承办了新时代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与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高峰论坛,并得到了江西省教育厅、江西省农业厅等部门的支持。论坛以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有关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乡村振兴、区域协调等新发展理念为指引,依托城乡共融发展理论,结合国内外乡村治理与城乡协调发展实践,探讨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引领下的农村农业发展新思路,形成城乡融合发展新格局,促进我国乡村全面振兴,全面实现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发展目标。
实现规模化是粮食加工业发展的重要目标。然而,当前稻米加工业呈现的小企业微利、大企业亏损现象却对规模化政策的合理性带来挑战。基于工业企业数据库中企业层面数据,考察稻米加工业企业规模对利润率的影响。结果表明:稻米加工业企业规模与利润率呈倒U型关系,且多数企业位于拐点左侧,该结果意味着扩大企业规模有助于企业利润率的提升,这与现实状况不符。为进一步解释理论结果与现实差异,结合比价扭曲的稻米市场环境,实证检验比价扭曲对企业规模与利润率关系的调节效应,分析认为比价扭曲是导致企业规模整体偏低状况下企业规模与利润率走势趋异的重要原因。
依据2001—2015年《全国农产品成本收益资料汇编》数据,分析露地西红柿生产的要素禀赋变动与要素替代变化,从土地生产率、劳动生产率两个方面说明生产方式的演变趋势,进一步探究生产方式变迁的内在原因。研究表明:2001—2010年资本、劳动与土地三要素的投入比例基本维持稳定,此后资本要素投入大幅增加并加快对劳动和土地要素的替代。2000—2009年西红柿生产呈现劳动生产率、土地生产率双增长趋势,2009年后转为劳动生产率提高、土地生产率下降的一升一降趋势,一定程度上说明农业生产方式的转变悄然实现,其关键在于资本要素作用的发挥。实证分析表明:资本土地比、劳动土地比促进土地生产率的提高,而化肥折纯用量并没有显著影响;土地劳动比、农业机械技术促进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作用机制为资本通过对农业机械技术的投入而替代劳动要素并促进劳动生产率提高,资本集约投入土地而替代土地要素并促进土地生产率的提高。
农田水利设施供给效率问题已成为当前政府及其公共管理领域在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过程中需关注和解决的重要问题。利用2007—2014年的统计数据,采用以产出为导向的三阶段DEA模型,对中国29个省份的农田水利设施供给效率进行测算和分析。研究表明,环境因素和随机因素对中国农田水利设施供给效率产生一定的影响,由于其影响,中国农田水利设施供给效率被低估;在剔除其影响后,中国农田水利设施供给效率水平得到提升,但总体水平仍偏低(平均技术效率水平为0.668);农田水利设施供给效率在不同区域存在差异,即中部地区>西部地区>东部地区;各省之间的农田水利设施供给效率水平更加集中,呈逐渐收敛趋势;农田水利设施供给效率受到人均GDP、财政分权度、农民受教育程度、农民收入水平、人口规模、城市化水平、地理区位等因素的影响。
基于2007—2016年我国财政农业支出的区域面板数据,应用泰尔指数测度财政支农的区域异质性,借助凯恩斯消费函数建立固定效应面板数据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研究表明:自2007年以来,我国财政支农支出的区域异质性呈现缩小趋势,财政支农支出的区域异质性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不同。具体表现为:财政支农支出区域异质性程度与农村居民消费在东、中部地区呈正相关,在西部地区呈现负相关,财政支农支出的区域异质性在各区域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程度不一致,对东部地区影响要高于中部地区,对西部主要呈现抑制作用;而东、中部地区自主消费能力较强,西部地区自主消费能力较弱。同时,各地区农村居民收入对消费的影响也逐渐趋于相近水平。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东、中部地区农村居民收入对消费的影响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而西部地区略小于全国平均水平。
基于1 303户农户调查数据,比较陕西不同地区农村家庭能源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并对影响农村家庭能源消费的因素进行分析。研究表明:受地理特征和资源禀赋影响,陕西省3个地区的农村家庭能源消费结构存在显著差异。陕南农户倾向使用柴薪秸秆,陕北农户倾向使用煤炭,关中农户使用电的比例较高。农户使用沼气和太阳能比例偏低。农户受教育水平的提高、家庭中打工人数比例的增加、低碳意识的增强都使农户更多的选择商品性能源,同时增加对清洁能源的使用。政府推广对扩大清洁能源使用起到重要作用。建议政府应加大低碳宣传,大力推广清洁能源,并根据不同地区的地理和资源条件制定能源发展战略。
基于黑龙江省806个农户调研数据,利用Cox比例风险模型,对农户秸秆还田的受偿意愿及影响因素进行实证研究。结果显示:90%的农户认为秸秆不是废弃物,具有一定的资源价值。秸秆还田会增加农户的生产成本,需要给予一定的生态补偿,多数农户的受偿意愿在600~1 200元/公顷,并呈现正态分布特征。年龄、秸秆还田成本认知、政府查处禁烧、当地有秸秆原料企业等因素对农户受偿意愿有正向影响;文化程度、家庭成员中有党员(干部)、人均纯收入、秸秆影响产量认知、秸秆还田费用分担认知等因素对农户受偿意愿影响为负。农户进行秸秆还田决策时,多考虑自身经济利益,对生态效益往往考虑不够,生态环境意识尚有待提高。
基于演化博弈理论,结合农业物联网试点案例,分析农业物联网技术供需双方的策略选择行为,构建农业物联网技术供需双方的演化博弈模型并运用Matlab工具进行数值仿真,模拟农业物联网技术供需双方的演化博弈路径,提出农业物联网技术供需双方行为选择的最优策略,揭示双方策略行为的稳定性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农业物联网技术供需双方共建合作体系的成本、政府给予的补助、引入农业物联网技术后预计获得的收益、一方违背协议受到的惩罚、搭便车获得额外收益均会影响农业物联网技术供需双方的决策选择。最后,基于仿真结果为农业物联网技术应用发展提出对策建议。
利用北京市6个区183份生猪养殖场户问卷调查数据,研究生猪养殖场户参与猪肉可追溯体系的行为与意愿,并运用有序Logistic实证分析生猪养殖场户参与猪肉可追溯体系意愿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生猪耳标佩戴、档案建立、检疫合格证获取等关系猪肉溯源实现的基础性工作开展较好;养猪场户对猪肉可追溯体系的认知水平整体较高,65.03%的养猪场户知道猪肉可追溯体系;信息强化之后,养猪场户参与猪肉可追溯体系的意愿程度较高,84.66%的养猪场户愿意参与猪肉可追溯体系;生猪销售、时间精力、养殖监控、政府号召、收购商要求、追溯认知、年龄、养殖年限、养殖规模显著影响养猪场户参与猪肉可追溯体系的意愿。从加大猪肉可追溯体系宣传力度、鼓励支持生猪规模化和标准化养殖、大力扶持和落实动物标识责任制和基层档案制等方面提出具体建议。
利用江西省587份调研问卷数据,依据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采用Ordered Probit模型实证分析农户的生计资本分化程度及其对农户宅基地流转意愿的影响。结果表明:(1)当前农户不同类型生计资本的分化程度不同,程度从高到低依次是物质资本、金融资本、社会资本、自然资本和人力资本;(2)在具体生计指标中,承包耕地中水田的比重、家庭存款与上年对比以及宅基地的处数对农户宅基地流转意愿呈显著正相关,耕地地块间相互距离、自家是否拥有农机具和家庭外借款项情况则呈显著负相关。
旅游业发展和城乡统筹间拥有紧密的联系,在此背景下分析江苏省旅游业发展与城乡统筹的关系。利用固定效应回归发现全省旅游业发展可以促进城乡居民增收,并可以通过提高农民就业、扩大对外开放水平缩小城乡差距。利用全面FGLS方法分析区域差异,发现苏南地区旅游业可以促进城乡居民收入的增长,并可以通过改善产业结构促进城乡居民增收并缩小城乡差距。苏中和苏北地区旅游业发展对城乡统筹进程产生了有益影响,旅游业可以通过扩大对外开放促进城乡居民增收。而粗放型的城镇化进程对全省城乡居民收入增长以及城乡统筹都产生了负面作用。最后提出提高农民就业技能、推进乡村旅游、加强对农民的财政补贴、探索旅游引导下新型城镇化等建议。
基于江西省农村居民点图斑数据,综合运用网格分析、样带分析及地理探测器等方法,结合网格和县域两种尺度,对农村居民点数量及规模的空间演化进行分析;并利用地理探测器对县域层面农村居民点用地面积的驱动因素进行探究。研究表明:江西省农村居民点呈现数量多、规模小、大分散小集聚的基本特征,农村居民点数量和面积均呈现北多南少空间格局;农村居民点围绕城镇密集区、地势低平区域、中心村镇具有显著集聚特征;农村居民点用地规模格局是在农业发展及人口增长(内生动力)、县域经济发展及投资带动(外部动力)、地形条件(基础性制约条件)综合作用下形成的。尝试从城乡统筹视角提出优化江西省农村居民点格局的政策建议,主要包括优化乡村土地资源配置、提升中心村镇生产生活功能、因地制宜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等。
基于2012年上海市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库,采用离散时间Logit模型分析乡城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对二胎生育的影响。研究发现:在城市地区有稳定住房、有城镇职工养老保险、有读书看报学习活动、在老家不再有农村承包地、较长的流入地居住时间将会降低全部或者部分乡城流动的人口二胎生育的概率。这一方面是因为乡城流动妇女在城镇地区的生活经验与经历改变了她们传统的生育观念,而城镇居民的社会范式也改变了乡城流动人口生育孩子的信念;另一方面是因为乡城流动人口上向的社会流动将驱使她们投入更多的能量与资本到提高自身的社会阶层地位上,因而减少了孩子的生育。
< 正>天下粮田,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命脉。面对人多地少、人均耕地占有量低的基本国情,以及城镇化、工业化快速推进对耕地占用的威胁,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耕地保护这一基本国策,一直是我国大国治理的重要任务,也是土地管理学者关注的重心和难点。1997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土地管理切实保护耕地的通知》,时隔20年,2017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了《关于加强耕地保护和改进占补平衡的意见》,可见耕地保护依然是今后很长一段时期内,我国土地资源管理的
